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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面对全球赞歌 中国必须清醒  

2010-03-06 00:30:16|  分类: 生活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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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榆轩主面对全球赞歌 中国必须清醒

 

面对全球赞歌 中国必须清醒

文/松榆轩主

    2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厚积勃发,汶川抗震救灾的高效,北京奥运的世界惊叹,全球金融风暴中的经济奇迹,建国60年大庆彰显的雄厚军力,哥本哈根世界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空前的龙吟,就连尚未正式开幕的上海世博会也已成为世界热炒的下一个光环……虽然也有尖酸刻薄的吹毛求疵,更有心情复杂的苦口良言,但充满世界的多是对中国的赞誉之声。但面对全球赞歌,中国必须清醒,在“形势不是很好而是一片大好”的局面下,我们还面对着多少里里外外的火药桶,一旦引爆,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境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治盛世就是讲究个政通人和,那么在当前一片详和的中国是否真得已做到了政通人和?在我们欣喜于经济奇迹、外交强势、军力增长、文化昌盛等等丰业伟绩的同时,种种社会矛盾也明暗交错的袭来,如果得不到解决或是缓纾,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个火药桶,积久不解则必然爆发。而于外,火药桶恐怕也不止一个两个。

    高速经济增长下的发展极度不平衡,这是一句老僧长谈的话了,就是这样一句话里面就包含着若干火药桶。贫富分化,而且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必然造成社会分化并形成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方利益的种种纠葛,使中央各项治国安民的政令难以一以惯之的通达,重要的不在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而是由此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阶层与阶层等等之间的离心离德,这必将影响到“百事稳为先”的中国发展的根本。

    改革开放的厚积勃发使中国的财富阶层如雨后春笋,看看美国《财富》杂志世界富豪榜近几年的悄然变化,就知道中国的财富向个人聚积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财富阶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如果这种富的结果是加大社会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则是福更是祸。中国有句老话,要么有钱,要么有势,有钱就能换势,有势就能换钱。有势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化银”,有钱的“能使鬼推麻磨”,这“鬼”就是那贪银的“清知府”。钱和势一旦结合,就是对政府权力、公共权力的绑架,使有钱的更有钱,有势的更心安理得的忘了党的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高发的贪腐案有几件不与权钱交易有关呢?其结果就是钱决定了一些地方政策向有钱的更倾斜。这事实上也是一种为富不仁。富者人心、国心所欲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富到为富不仁,那么财富阶层虽然是“一小撮”,但由于其掌握着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并由此以不正常的手段影响着公共权力,继续推动为富不仁愈演愈烈,则必然引发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种种矛盾爆发。因此,将财富阶层列入火药桶名单,并不是仇富的心理作祟,而是因为财富阶层的地位至关重要,相关的问题解决不好,久而久之很容易激变众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老话实在是多,而且还都是至理名言,这不,于民而言有“穷则思变”,于国而言有“治国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济困”。“济困”与思变如果相得益漳,则是国家社会发展之福。如果“济困”不力,则“思变”就容易由致富动力一变而为政治欲望,此时贫困阶层就成了一个火药桶,“穷则思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民变”,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正是因为众多的历史境鉴,才有了“治国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济困”这句老话。中国消除贫困的实绩可谓世界首屈一指,可谓辉煌夺目,但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解决了过去的贫困问题,还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新的贫困群体,因此“济困”应该是长远的治国之策。“济”不能立足于“救”,而必须作为国家一项制度安排,立足于“助”,而且是制度性的助,给贫困群体以随国家发展大局而自我发展的希望与前景,比如“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济”等等就只是救的制度层面,而各种社会保险、“新农合”等则是觖除贫困群体“思变”后顾之忧的“助”,但还需在助其发展上有更多的直接制度安排,如对贫困群体自我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先优惠支持,即便是财富阶层带动贫困群体“思变”也应形成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度。

    中产阶级对中国而言,是个不算新可也不算旧的名词。在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指标,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中产阶级同步发展迅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表明,中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富则思变”。以目前的中国发展水平而言,中产阶级已是个不得不予重视的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应更多的依靠中产阶级,并通过相应的社会制度变革,预先重视和给予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也是对“一小撮”财富阶层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平衡,同时也是对贫困群体的激励和带动。可以说,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社会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如果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能足够重视中产阶级的作用,不能在政治上安排相应的地位并作为可咨依靠的重要力量,则等到中产阶级发展到相应的数量和质量,“富则思变”发展到高涨的政治诉求,而国家制度安排却因滞后而难以应付时,则中产阶级也会成为政治变革的火药桶。

    贪腐,那朝那代都有,那国那地都有,但在中国执政为民的政权基础下,贪腐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种种社会调查显示贪腐都是公众深恶痛绝的首恶。事实上,贪腐也确实是火药桶上的火药桶。贪能激发财富阶层的邪念而不向仁,贪能使济困不力而乱民,贪会让中产阶级失望而图政治变革,贪能腐朽国家机器、败坏党的宗旨而动摇执政为民的根本。可以说,于诸多火药桶而言,可谓“百恶贪为先”。党很清楚的认识到防腐反贪的重要性,因此,不仅防腐反贪的动作愈来愈大,而且机构越来越强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和严格。但虽然也开通了网上举报等面向社会的防腐反贪窗口,中国的防腐反贪基本上还是处于“自我清理门户”的境况,如果连官员财产申报这样最基本的防腐反贪制度安排都久拖而难以全面实施的话,仅靠“自我清理门户”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贪腐这个固疾的。从历年国家公布的数据看,贪腐案件呈上升态势,也就是说是个年年反贪年年涨的格局。如果不能从制度安排上建立长效有力的机制,则愈演愈烈的贪腐则会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定那天自己爆发,还会引爆其它的火药桶。

    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地方官员处置不当引发的种种群体性事件,这些也都是中国面临的火药桶。群体性事件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上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有可能愈来愈多,并有可能演变为更大范围的更严重的群体事件。而“三独”分子随时都有撞“红线”的危险,一旦个别胆大妄为者虽要撞“红线”,则必然需举国家之力而解决,如此则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大局。而从拉萨、乌鲁木齐事件看,显然国家相关机构在“反恐防变”的措施的制度还不够慎密,难以将一些事件控制在萌牙状态。这固然与一些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有极大关系,但自身不强受人欺,面对新时期“三独”势力的新情况,国家相关机构应切实加强自身的新能力建设。

    而于外,在奥巴马“柔性外交”表相下的是整军强武并在中国周边不断制造事端,日本右翼势力“军国”旧梦永不知醒,印度对中国的病态猜疑以及靠美联俄制衡中国的动作连连,中亚国家持久不稳定的政治现状,与中国近在咫尺的阿富汗乱局,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的曾经的世界列强对中国强势发展的怨毒与制衡,还有难以解决的朝核问题等等,虽然都是中国在外交上可以运用自如的牌,但同时也是火药桶,是双刃剑,一个剑花舞不好,就可能伤着自己。而且有些火药桶还是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天起人家就准备好的,就等着中国自己的那只火药桶炸了他在加一桶。以中国目前的实力,任何势力都难以从外部打败中国,所以他们只能准备好火药桶,等着中国萧蔷起火。

    人家强加给我们的火药桶我们难以左右,但我们自己面临的火药桶应该有能力消除。在现代世界,虽然远隔天涯,但实则近在咫尺,军事干预可谓触手可及。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绝不能再有“战国时期”,不能再有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样的局面,否则中华民族将可能万劫不复。因此,当今之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由前苏联国家实行所谓的民主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乱局所证实了的,是由那些“被颜色革命”或“被军事革命”了的所谓民主国家持久不断的乱局所证实了,更是由中国自身的现实和文化基础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各项促进政通仁和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火药桶,并从容面对各种反华势离强加于中国的火药桶,带领中华儿女坚定而信心满怀的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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